哲学与隐喻 ——对哲学话语的思考

从哲学写作本身来看，有哲学史以来，没有一个哲学家不使用隐喻，且这些隐喻在大多数哲学家的哲学表征中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老子的“道”隐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笛卡尔的“光隐喻”、马克思的“幽灵隐喻”、海德格尔的“家隐喻”……都是些深具结构意义的隐喻。隐喻在哲学厅堂中扮演着非常重要但复杂的角色，具有多样面孔，有时是戴着面具的隐士，有时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桥梁，有时则是把经验的地气接入干瘪的概念内室的根须，有时是不同领域之间碰触的交际花……就此看来，哲学话语并非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干货”，在干瘪的概念建筑的空隙，隐喻像风、雨、闪电和空气穿过，在其间布下花和苔藓、青草和荆棘、生命与死亡、欢歌和低沉的喃喃细语。诺瓦利斯把哲学界定为“归家”，自那以后，这个“归家”的哲学隐喻曾经图绘了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之旅。只要哲学是“远行”与“归家”的旅程，那么哲学话语流淌的河床就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隐喻。

本文力图通过语言的本质、哲学写作和哲学话语的意义传达三个方面，阐释哲学在逻辑面孔之外的隐喻面孔，并据此对所谓的规范哲学进行认识论的反思。

语言对于思想具有优先性和首要性。哲学表征中不可被减缩的隐喻，正是基于语言本身的源初隐喻性而被赋予的。

关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思想家们阐述的语言起源理论；一种是结构语言学阐述的语言深层结构理论。关于源初语言的隐喻性的最有影响力的阐释来自卢梭、赫尔德和尼采。卢梭在其《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的强烈情感的表现，语言生成的动力不是去说，而是去呈现。因此，源初的语言就是诗，是歌唱，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象征、隐喻以及音乐性。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交流的复杂以及对知识的诉求，语言才从诗性的、隐喻的状态演变出对字义的严格和清晰的要求，即音乐语言转化为概念化的语言。赫尔德则认为，自然语言是人的痛苦的呐喊和自由表现，是感性器官的歌唱；但真正属于人的语言是与人的知解力的区分性能力一同发展起来的，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理性的发展，反之亦然。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的情感表现的语言与理性的语言是完全区隔的，而是前者还会残余在后者之中。卢梭及赫尔德的关于语言起源的情感表现理论，遂触发了浪漫派的语言观。浪漫语言观是把语言与神话、音乐和诗歌结合起来，来揭示语言的起源的表现性、诗性、隐喻性和象征性等特征的，并由此把源初语言与源初同一性本体结合起来。在这种浪漫语言观中，语言的概念性和对现实的指涉性、再现性都被看作是语言的隐喻性和诗性之后才产生的。自卢梭、赫尔德和浪漫派之后，隐喻就从此前的语文修辞学领域，转变为语言的本性问题。这一转变意味着语言问题变成了首要的心灵问题。

尼采继承了卢梭、赫尔德及其以后的浪漫语言观，在其生前未发表的《音乐与词语》(1871)、《非道德感中的真理与谎言》(1873)等早期文献中，就开启了用源初语言的隐喻性来揭穿概念语言的老底的批判历程。他认为，音乐和言语的驱动力是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游戏、感性、意志的行动等。但发出的声音并非就是意志或情感本身，只是象征了它们，因此也就只是表象。“这种创造者仅仅指派事物与人的关系，他设下了大胆的隐喻，一开始，一种神经刺激被转换成意象，这是第一次隐喻；转而，这个意象在声音中被模仿，第二次隐喻。每一次都是完全的领域跳转，正好进入完全的和不同的领域之中。……当我们谈论树、颜色、雪、花时，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关于某物的某些方面，而事实上，我们拥有的没有别的，只有隐喻。这种隐喻决不对应本源实体。在同一方式中，声音显像为沙子雕像，所以该事物自身的神秘X首先作为神经刺激出现，然后是一种意象，最后作为声音。”尼采在此提供了语言发生学的描述：每一个词语都是经过双重隐喻而形成的，即从神经刺激投射为心中的意象，再将心中的意象转换到(言语的)声音意象。语言是在感性活动中产生的，只涉及人对事物的感性幻象的隐喻投射，因此也就是隐喻性的，而非理性逻辑的。它并不对应事物的本质。

尼采据此来解释概念的生成。每个词，只要我们不再设想它是独异的和完全个别的源初经验的唤醒者时，它就迅速变成概念。概念形成于使不相同的事物相同的时刻，是我们忽略掉事物的感性独一性，忘记个体差异，而把有差异的事物归入一个相似情形或形式之下的结果。“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他现在把自己的行为置于抽象的控制之下，他不再容忍被突然的印象、被直觉带走。首先他将所有这些印象普遍化为没有色彩、冷冰冰的概念，这样他就能托付他的生活于这种抽象的向导，并组织它们，每样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事物都依赖于这种能力，以将知觉隐喻发挥为一种图式，并因此将意象溶解为概念。”在此，尼采把感性词语(语音)转换成概念的过程，归结为知觉隐喻的图式化和固定的习惯。概念并不触及事物的本质，而只是被抹去了其源初独一性，感性的、新鲜的东西并被凝固为惯例或图式而已。这样，每个人就不再面对那个最初印象的世界，那个充满活力和独一性的意象之流的世界，而是面对一个更固定、更规则和被清晰界定的世界。

在尼采看来，每一个概念都掩埋着死去的隐喻的幽灵。因此，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在求真理的驱动力下的表征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彻底摆脱过隐喻和幻象。“什么是真理?一个由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构成的移动的大军，简言之，一种人的关系的总和，它被以诗的方式和修辞的方式强化、转换和美化，它在长期使用之后，对人来说，似乎被固定、经典化和约束。真理是我们忘记其为幻象的幻象——它们是隐喻，只是已被损耗用旧，其感性力量被榨干；是一枚失去了其印花图案的**，现在被认为是金属，而不再是**。”尼采在此揭示的是在概念抽象而光滑的外表下面的隐喻的幽灵。尼采的上述观点被德里达完整地继承下来，形成其在《白色神话》中对西方哲学话语的解构主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