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去年很长的时间里边,美国西海岸的港口的卸货和运输的话都产生了严重的拥堵。而在中国的沿海的一些港口,由于时不时的风控的行为的话,货物的装船和离港的话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由于疫情的原因集装箱船的话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非常的短缺,并且船员也非常的短缺。由于这样的原因,由于全球运输体系的话所产生的由疫情所带来的非常大的扰动,所以使得跨境的套利机制它的顺畅的工作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中国在2020年以后,显然是全球工业品非常重要的一个制造中心,大量的工业品要由中国制造出来去运向全球,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就看到中国的价格波动相对于以美国为标准的价格波动来讲,尽管它在方向还是同步的,但是中国的价格波动的幅都要更小,两者之间的裂口的话不要显著的更大。 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过去20多年的一个数据,做一个更一般性的总结,非常重要的事实是至少对于观察和分析工业品价格波动而言,我们把分析的焦点完全集中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的两个热点,集中于中国自身的投资需求是否旺盛,工业品的需求是否旺盛,房地产的需求是否旺盛等等,来试图解释中国工业品的价格的话是非常不充分的。 原因是中国工业品价格的波动是全球工业品价格波动的一部分,它要受到全球工业品的周期,或者是全球的经济周期非常强烈的影响,而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全球的经济周期,我们并不能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是高度一致,具有极强的同步性,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或者是2005年以前,那么无论是在总量经济上,还是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相对来讲都是一个没有不是那么大的经济体,不像在2010年以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话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在2000年以前,甚至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之中的体量并没有那么大,在那个条件下对驱动全球工业品价格的波动而言,中国自身需求的波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甚至在一些时候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在很多时候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受到了欧佩克决策的影响,以及其他的一些供应层面的扰动。 而石油价格的变化本身或者,由于它对于作为成本,对于中下游链条上很多产品价格的影响,它也是驱动工业品价格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个波动的来源,或者更宽泛的说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特别是来自于供应侧的扰动所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以石油价格为代表和为最重要的因素,也是驱动工业品价格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中国自身能够掌控的,这意味着的话,当我们去试图去理解和分析中国至少对工业品价格的波动而言的时候,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大和扩展到全球范围之内来看待。 即使在2010年以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制造业的中心,但是工业品价格这几种非常大的波动,也不能认为每一次的话都是由中国的因素所主导,或者完全是由中国自身的波动所引起的。比如说2008年的剧烈的下跌与金融海啸的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在16~18年期间的这一轮工业品价格的上升,那么中国自身经济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包括的话以去产能为代表的一些供应政策的冲击,毫无疑问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 但是除此之外,在当时,全球经济景气所经历的大概持续了一两年时间的上升,在其中的话也发挥了同样非常大的作用。那么2020年的这一轮的波动的话,毫无疑问也不完全来自于中国自身经济景气的波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我们想提出的去观察中国通货膨胀,形成过程结构变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 在视角之中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随着中国这个迅速和快速的融入全球经济体,在中国的汇率的管理,相对波动不是那么大的条件下,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波动,至少是可贸易品的价格的波动,工业品价格的波动,迅速成为全球工业品价格波动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条件下去分析和理解中国工业品价格的波动,我们必须把眼光和视野的话拓展和放宽的去分析全球经济景气的变化,去分析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去分析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话,各种来自于供应和需求端的冲击,比如说对分析未来两年的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密切的关注美联储的加息,我们必须关注全球经济景气的变化,这些因素除了中国自身的因素之外,也同样是影响价格非常关键的因素。 但是在2003、2004年之前,我们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国内的学者在分析中国通货膨胀的时候,对这些方面的背景和因素的影响的估计,是不是那么充分的或者有比较大程度的忽略。这个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结构层面的观察。这一结构层面的观察生动的展示了中国从中低级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过程之中,对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话所产生的非常剧烈的影响。 而这一影响它符合教科书上关于一家定律的一般的描述,特别是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的历史的话,他也生动地展示了全球运输体系受到的扰动,作为供应链的一部分所受到的扰动,对一架定律和跨境套利所产生的影响,在价格层面上的话同样非常灵敏的表现出来。 在历史的其他时期,价格非常明显的中美价格之间的短暂的摆脱同步的情况,实际上的话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类似的原因。但是放的时间稍微长一些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最终的话议价定力都会迅速的发生作用,成为在中长期之内主导可贸易品价格非常关键的因素。 那么紧接着我们转入第二个领域的话题,我们一会将来看到与第一个领域题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我们在报告这些联系之前,先报告一些基本的经验事实,那么在这张图上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三个序列的数据,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个序列的数据。 第一个就是红线所代表的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的波动。那么第二个的实际上是由蓝线所代表的剔除食品以后的消费物价指数的波动。那么这中间还加了一个绿色的线,是所谓的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消费物价指数的波动,它跟蓝线基本上是同步的,所以我们不对它做过多的讨论。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时间的观察的范围限定在2000年的话到2012年之间,之所以做这样的限定,是我们认为的2012年是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变化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断裂点。 2012年以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在微观层面上经历了第二个非常严重的断裂。 我们首先把观察的范围的话限定在这次断裂之前,从2000年到2011年或者到2012年的情况,我们可以这个非常清楚的看到,如果剔除掉食品的价格,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总体上中国的非食品的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小的。实际上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非食品价格的平均涨幅那10年的时间里边,它的平均涨幅大概只有0.7%,它在大多数时候它都运行在比如说的话0~1%或者是0~1.5%之间,运行在一个相对非常用很多的标准来看,要运行在一个非常低,甚至有一些明显偏低的区间。 但是与此同时,整个的CPI的波动非常的大,整个的一般消费物价指数的波动特别的大,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被整个一般消费物价指数的波动,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的画面是在这张图上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在2022年到2011年的10年,这10年的平均的话,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的波动的水平大概是2.6%,然后其中食品风向的年度平均涨幅是6.4%,实际上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的一般消费物价指数的上涨的97%来自于食品价格的上涨。 在2002年到2011年这1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剔除食品以后的一般消费物价指数基本上是不上涨的,年均的涨幅只有0.7%。然后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一般消费物价指数经历了累计的话大约接近30%的上涨,但是30%的上涨之中的97%实际上来自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的消费物价的上涨和波动,它的上涨97%主要来自于食品,它的波动的绝大部分也主要来自于食品。 CPI上涨的它的波动的绝大部分也是来自于食品,而非食品部分的平均的涨幅非常的小,同时的话它的波动相对来讲也比较小。 那么如果我们与用很多人通常倾向于采用的标准,认为食品价格,有很多的噪音在里边,用非食品价格来衡量经济的冷热和供总供求的失衡。 那么如果采用这样一个相对在西方经济体制中,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那么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经济平均来讲,以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边,都存在着明显的总供应大于总需求的局面。 因为整个的非食品价格的年度涨幅太低,只有0.7%,远远低于一般认为比较合理的,低于在接近2%的水平同时它的波动太低。 但是实际上,无论是观察工业品的价格,还是观察经济的增速,还是那十几年观察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货币政策的取向等等,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人们认为经济太热,大多数时候认为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经济太热,经济增速太高,宏观经济政策在多数时候是倾向于紧缩的,试图把通货膨胀压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用非食品价格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通货膨胀,来衡量总供求的平衡情况,实际上的话是得不到这样的结论。恰恰相反,食品价格恰恰是食品价格的波动和上涨,在那10年的时间里边,相对比较好的衡量了整个经济的总工具的平衡,比较好的衡量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而这本身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奇怪的,那么使得这一期这一结果比较奇怪,是紧接着下来我们观察第二个重要的事实,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继续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1996年到2000,11年底12年限定在这16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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