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关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的几点观察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城市部门，城市居民在它的开支之中非现金类的占比。

那么城市居民在开支之中，为什么有一些也不需要现金，那么很大的一类是住房，那么城市居民购买住房，购买完住房以后，他所享受的就是自己租自己的住房，自己租自己的住房是不需要现金交易的，但是从生活开支之中，实际上你有一个影子开支。

那么另外我们研究完数据以后，还有一个就是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体系的普及，那么在医疗类的支出之中，特别是在18年以后，有越来越大的一个比重是医疗以及医疗消费之中直接由医保来支付，不需要自己来支付。

这个的话是这一比例在18年以后提升最关键的原因。但是在农村和农户的支出行为之中，这是类似的。

由于新农保的原因，他看病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话直接有医保支出，也不需要自己支出，这个不是自给自足，但是它确实也是非现金类的支出，但是考虑到这个数据说明以后，我们看到农户现在在生活开支之中，非现金类支出的占比与城市居民是差不多的。

即便说它在16年之前还有一点差距，但是在18年以后这些差距的话至少已经非常小。

换句话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个农户的消费行为，用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购买自己的消费科目来衡量，模式已经非常接近城市居民，它的大多数的一个消费都是要从市场上来购买的，它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80年代以前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那么从80年代到2012年它经历了很长的过渡，它的一个自给自足的程度不断的下降，购买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过渡到16年至18年以后，他的行为跟城市居民已经一样了，他购买类的开支占全部开支的比重与城市居民是非常接近的，谁高谁低，多多少少也许可以一些讨论，但至少是非常接近的。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农民工如果外出打工，或者他经营自己的农田，从劳动力的影子公司来讲，这个市场是被完全融合起来的。

然后从农民的一个消费开支行为来讲，他现在的消费开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在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所有的这些行为是基于市场的价格信号，是基于交易手段去获得，那么这个与城镇居民也是非常一样的。

那么实际上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在CPI结构层面上重要变化是一致的，中国在食品的开支占全部的一般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与高收入国家非常接近，我们刚才是在微观结构层面上来观察这个结构，我们会发现它多少在相互数据之间有一些一致性，那么我们还可以观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一重要的指标我们怎么计算？

首先知道作为一个农户他每一年的话都有一定的收入，然后有一定的生活开支，那么收入扣除掉生活开支以后，它会有一定的结余，他每年收入去包括自己租自己的房子，自己种菜自己吃都可以折成收入，那么这些收入比如说有100块钱，然后它需要支出一些开支，以后它会有一定的结余，比如说今天结余30块钱，明天结余50块钱，他多少会有一些结余。

我们这里的数据想研究的就是这些结余在去了哪里，或者这些结余在多大程度上用银行存款的形式来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数据定义的是什么？数据定义的是在分子上的话是每一年农户的存款的增加，在分母上是这一年农户的收入没有消费掉的结余，农户的收入没有消费掉的结余，就是积攒下来的收入在分母上，峰值上的话它增加了多少存款。

所以这一比例衡量了什么？这一比例衡量了农户，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收入结余，用金融的形式，用现代金融的形式，用存款的形式来储存起来，从而的话使得自己的收入结余成为现代金融体系资产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部分。

从而使得自己的收入结余成为现代金融体系，资产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部分，从而使得自己的资源结余通过现代金融体系配置到整个的全配置到整个的全国的市场上，甚至通过资金的进出，通过银行配置到全球的资本市场或者是信贷市场上，我们想衡量这一比例。

我们看到2002年之前，这一比例大概只有50%或者不到。农户的结余大概只有50%或者不到，是以存款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那么到2007年前后，这一比例差不多就上升到100%，它的结余基本上都用银行存款存储起来。

在09年10年前后，这一比例在数据上升到了接近150%，上升到了150%。那么大家可能好奇2010年以后这些数据怎么样？2010年以后的数据怎么样？我也很好奇，但是我们没有数据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有关权益部门在2011年以后不再披露这一数据，但是为什么停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2011年以后的数据，我们也好奇，但是我们相信有关权威部门有这个数据，只是我们拿不到这个数据。

那么这里边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2003年之前，他收入结余的一部分一半是银行存款，他收入的结余另外一半去了哪里了呢？当然大家会开玩笑说买了股票或者放了高利贷，或者农村聚众然后打麻将，然后都输没了，当然可能性都不排除，但是我们认为剩余的结余最重要的流向是形成了农村农业和食品生产过程之中的固定资产。

比如说农户用于翻建自己的房屋，比如说用来购买或者是改造农田或者是修建水利设施，或者比如说购买一些大件的资本品，在以前应该很少。比如说购买汽车也许属于消费，但是翻建房屋肯定属于资本开支，比如说建立一些家庭的作坊，比如说我建一个养猪场，比如说建一个养鸡场，比如说建立一个面粉加工厂，所以我们认为在早期，这些结余的相当部分应该主要都用于农村农业的固定资产的形成和相关的生产活动。

比如说去养猪、去养鸡、养鱼、改造农田、翻建房屋，购买农业器械等，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流向应该是这个领域，这意味着农民不仅仅依靠种田。

而且我们知道201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在07年前后才开始短缺，13 、14年以后，农城乡的劳动力市场才完全融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之前，农民除了靠种粮食去获取一定的收入，他在农村生活他需要去种菜，需要去养鸡养猪，去通过这样一些食品的生产加工和行销来补贴家用去获得收入，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结余的一个开支的流向。

那么紧接着问题来了，为什么08年以后这个比例迅速上升到150%呢？尽管没有数据，但是我个人猜测是在2010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一比例应该都在100%以上。也许最近的话这一比例会下降到100%附近，也许的话只是略高于100%，这是我的猜测。那么农户的存款的增加要大于农户收入结余的增加，只有一个解释：

农户总体上来讲处置了自己的资产，处置自己资产一个原因，比如说对城市近郊的农民来讲的话，拆迁，然后土地被政府征走了，或者卖给政府了，房屋也被政府卖了，然后给你一大笔钱，不管你愿意或者还是不愿意，你处置了资产，处置了资产获得的收入，他就以银行存款的形式表现出来。

再有一个可能性，比如说随着在城市之中打工的劳动力工资爆炸性的增长，然后在农村去养猪，去养鸡等等变得越来越不合算，所以他就把这些资产处置掉，他不再新投入，甚至把这些资产处置掉，离开农业生产，离开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去进入城市。然后这种资产的处置所获得的资金也在银行存款上就表现为高于这个高于他的收入的行为。

当我们认为这一过程在09年、10年以后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还进一步的话研究了农户的粮食的生产和存储行为。那么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之内，从2000年到现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农户总体上来讲，不再增加粮食的存储；有的时候它增加一点存粮，所有的增加是粮食存储的变化，另外一些时候它在下降一些存量，但是它不再增加自己的粮食这种资产的储备，或者2000年以后农户总体上就不再增加粮食作为一种资产的储备，它获得的资金要不然是用于养鸡养猪等等，要不然就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尽管如此的话，在农户的种粮行为之中，我们看到它出售粮食的占比在快速上升，2010年以后基本稳定下来。

那么为什么在2009年之前它出售粮食的占比不断上升，但是它自己的存粮总体上又不上升。非常重要的原因是2001年以后，总体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离开农村和农业去城市里边打工，农户农村的人口不断的下降，在他所生产的粮食之中，它完全用于自用和饲料的部分必然越来越少，因为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主要是在城市消费粮食。在这样的条件下，它可以用于自己的自用所需要的粮食越来越少，它可以用于向城市去转移的粮食的这个比例就越来越高，这些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粮食销售占比非常大的变化。

实际上如果我们粗略的看数据，那么2001年早期的时候，这一比例与中国的城市化率以及后期城市化率的数值是比较接近的，这说明的农户至少在2000年以后，不再把存量作为一种资产配置的方向。但是2010年以后，总体上它开始系统性的离开，离开在农业和农村领域的一个固定资产的积累，把更多的资源的话运用农村用现代金融的形式的话来配置。

那么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提出一个对刚才提出问题的解释。之所以看这个案例，是因为这个案例所获得的数据的话，相对来讲比较详实，在这个案例之中的话，红色的线是生猪散养。

所谓散养就是出栏数低于50低于49的农场的数量，实际上的话就是红线的话就代表着农户小规模的散养生猪的这种农户的数量，而蓝色的线是什么？

蓝色的线是大规模的用工业化的方法，大规模的用工业化的方法来养猪的养猪场的数量。

我们看到总体上来讲，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边，散养的数量在下降，而集中养殖的数量在上升，但是这一极其剧烈的变化，集中在2015年前后，非常剧烈的变化，散养数量急剧的下降，主要发生在2015年以后，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话来看一个数据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个的话是基于农业研究员所获得的一个数据，这些数据对比了散养生猪跟规模养殖相比的话，它的一个生产成本的对比，分子上的话是规模养殖，分母上的话是农户的话大规模的散养，他们的一个生产成本的对比。

我们看到在2008、2009年之前，规模养殖和散养相比的话，它的一个生猪的生产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可以忽略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2009年以后的话，这一比例的话就开始快速的下降，到2011年的时候下降到了90%附近的水平。

随后就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下降，在2015年前后规模养殖的生猪的生产成本只有散养生猪生产成本的85%左右，生产成本比规模化养殖大概要高15%，在这样的条件下的话，这种显著的审美成本差异的话，就促使散养户的话大规模的去关闭或者是卖掉生猪的存货，然后关闭养殖场。

那么卖掉生猪的存货，关闭养殖场以后，它所获得的资金，就像我们刚才在金融层面上来看的话，并入了进入了金融储蓄或者是其他的实物储蓄，但从总量数据上来看，应该主要是一些金融的储蓄。

那么换句话来讲，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合并在一起以后，我们对2012年以后这些结构断裂，想提出的最重要的解释是2012年以后中国的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劳动力，它在定价上和生活方式上与城市部门相对比较深度的融为一体，或者的话生活方式已经变得非常的接近，而且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很多指标上都可以看到。

所以在农业和农村之中，在2012年之前，很多的存货调整行为实际上是小规模的农户，它在鸡蛋的生产，在生猪的生产，然后在菜类的生产等等的过程之中，面对生产成本的上升，它产生了惜售行为，这一惜售行为的话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这是我们2012年之前解释的现象。

但是2012年以后，小规模的种植和养殖的行为的话越来越小，越来越低于萎缩，而在农产品的生产行销加工等等的领域的话，越来越变得工业化，而他们的农民工的工资的水平，他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接近城市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条件下，单个农户的基于通货膨胀预期所观察的一个存货调整，就成为价格形成过程之中越来越次要的因素，而工业化的生产和养殖行为，就成为这一过程之中的话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早年的时候，农产品存货的持有是农户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配置方式，然后在通货膨胀预期产生的条件下，产生调节这种存货，进而扰动了价格。

但是在后期不再持有这些存货，它主要用现金用银行存款的形式的话，来持有自己的收入的结余，而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讲的话，它的现金流的安排是非常饱满的。即便还有结余，它用现金或者是金融类的产品来处理自己的结余，比用存货来处理自己的结余效率要高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是存货调整也成为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渠道。在这样的条件下，食品价格的波动就逐步的摆脱了工业品价格的波动。

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边，两者之间还呈现负相关关系。我们倾向性的解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在加速进行。比如说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了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的上升，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去城市打工等等相对存货的收入更有吸引力，他这个时候他会加速处理自己的存货，加速关闭自己的养猪场，而这种行为反而导致了粮食和生猪价格的加速下跌，而这一模式跟2010年之前的模式刚好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