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一情况的一个解释。 换句话来讲,中国在过去10年的城市化现代化收入水平的提高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农户的生产,农业的生产,农产品的生产以及农民的生活方式等等从数据上来看,已经完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也更多的用金融产品来配置自己的储蓄,而不是低效率的存货调整。 而在农产品的生产之中,大规模的工业化的一个养殖和种植逐渐替代了相对没有那么效率的散户的养殖。在宏观上认为解释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系列的现象,那么它非常重要的含义是什么? 如果说在2010年之前,政策制定者需要密切的关注一般消费物价来制定政策,表面上看上去很奇怪,一般消费物价是由食品来驱动,为什么那么关注?实际上它具有非常好的逻辑的支撑,相信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边,中国的政策决策者继续盯着一般消费物价指数去制定政策,会被严重的误导。 因为食品继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与经济景气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成了反向的相关关系。 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价格指数,这些价格指数上能比较好的衡量通胀,由于总需求的波动存在相对比较紧密的联系,而这一价格指标显然已经不再可以用一般消费物价指数来代表,我们可能需要寻找一些新的价格指数,这些新的价格指数要容易被观察,容易被测量,与人们的生活成本有相对紧密的联系,与整个经济的景气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还要经过广泛的讨论被普遍的接纳。 当然一个备选的指标的话,当然是我们要越来越多的关注核心通胀。 从过去10年来看,中国核心通胀的波动的中枢在1.5%,它的波动率与经济景气波动的联系程度也在变得更加紧密,而且总体上来讲,它对于工业景气与全球的工业制造业景气之间依然存在一些联系,但是这些联系相对要明显的更加微弱,在这些层面上,它的波动的模式确实都越来越接近一个发达国家的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 即便它不是我们唯一的指标,它在未来也应该成为政策制定之中最重要的参考指标。 而我们应该大幅淡化对一般消费物价的关注,而在2010年之前情况显然不是这样,那么除了核心消费物价之外,我们也许也应该考虑一些构造或者是寻找一些宽基的相对可信的、可测量的、受的价格管制的因素比较小的,与我们的产出缺口联系比较紧密的一些价格的指数。 因为中国经济的结构上已经非常接近于一个发达国家,而不像2010年之前的话,主要是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要的内容,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来接受一下大家的提问,谢谢。 非常感谢高善文博士的精彩演讲,下面进入提问环节,由于时间宝贵,每位观众只能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留言框发送问题。 下面有个问题想请问高博士: 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外溢效应冲击世界经济,请问怎么看待加息对于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高善文: 我觉得你提的问题非常好,但是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非常简要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更加聚焦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是: 有观众赞同高博认为产出缺口无法解释通胀这一观点,在泰勒规则里二者是两个自变量,想请问高博士,如果中国采用泰勒规则这种模式来调控利率,需要再重新加入哪些重要因素? 高善文: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2010年之前的数据之中,如果你去考虑核心通胀,它会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结果,它非常的低线是经济偏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