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斯与大奖章基金

金融杂志《阿尔法》今年5月份发布的对冲基金经理年度收入排行榜显示，在2015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前8位对冲基金经理有6位来自量化投资领域。量化对冲基金，这种按照事先设定的数学公式或者逻辑判断程序，由机器完成投资的行当，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初始阶段曾一度遭遇“血洗”与否定。现如今，它又一次展现出了改写金融交易行业的势能。

　　历数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可以列出一长串，雷•达里奥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22岁创立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肯尼斯•格里芬风华正茂；而要在这些大佬中推举一位“课代表”，非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莫属。随意翻开一本投资学教材，如果涉及量化投资，只要它需要一个案例，读者肯定会见到这个名字。

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曾拥有种种骄人的成绩，他是23岁戴上博士帽的数学天才、26岁转战情报界的破译密码特工、30岁回归学界并在七年后获得几何学最高奖项的数学系主任。当然，他最为华尔街敬仰的还是缔造了量化投资的先驱——文艺复兴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与大奖章基金。

不同于LTCM等昙花一现的量化产品，大奖章基金的长期稳定性与超高回报可以说是量化投资史上的奇迹。正是依靠着大奖章基金，西蒙斯如今已坐拥140亿美元个人身家，成为全球排名第76位的富豪。下面我们就细细探寻西蒙斯与他神秘的大奖章基金：

他想要钱

　　在西蒙斯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一般人很难看得懂的“画”，内容是一些数学公式，截取自1974年他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顶级几何学家陈省身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典型群和几何不变式》，在这篇带有突破性质的论文中，二人提出了对后来的天体物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陈-西蒙斯理论。这，是属于他的骄傲。

　　西蒙斯似乎是为数学而生，1955年，他17岁，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他热爱数学，同时也具备探索这一深奥领域的才能，当年的导师曾回忆说：“西蒙斯的悟性很好，他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数学的原理，这是很罕见的。”西蒙斯用3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业，期间，他一度将数学研究树立为人生志向：“我想这是世界上最酷的一件事了……和朋友们一边喝咖啡一边研究数学，可能还会抽几支烟，那似乎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本科毕业后，西蒙斯又用了3年时间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有关多维弯曲空间里面的几何问题，当初选定论文方向的时候，导师很担心他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但是西蒙斯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把它解决了。随后，他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一年后“转战”哈佛大学，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唯一令他不安分的因素出现在麻省理工学院教学期间，那时候，他与两个来自哥伦比亚的同学联手，在哥伦比亚开了一家聚乙烯地板工厂，西蒙斯的父亲为他们垫付了启动资金。但是，工厂赚钱的速度比他们预想的慢，花钱的速度却比预想的快，西蒙斯开始有了还债压力。为了筹集资金，1964年，西蒙斯第一次选择告别校园，加入了位于普林斯顿的美国国防分析研究院，这个机构聚集了一大批科技精英，专门负责为美国国防部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在那儿，西蒙斯的工资上了一个档次，表面上还是一个学术精英，但需要花一半的研究时间为国家安全局破译密码。

　　这份工作，在西蒙斯看来还算惬意，但是没能做多久，1967年，因为公开发表与上司不同的政见，他被炒了鱿鱼。

　　这让西蒙斯很气愤，多年之后依然对此念念不忘，也很无奈，他需要快速找到一份新工作。因为结婚早，当时29岁的西蒙斯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拒绝再次到别人手底下打工。因为正好赶上成立10年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招人，他去应聘了数学系系主任一职，“这是一个糟糕的部门，”西蒙斯后来回忆道，“当我面试的时候，校长告诉我：‘好吧，西蒙斯博士，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是我们所面试的人里第一个真正想要这个工作的人。’”他确实想要，虽然底子薄，好歹他是系主任，自己说了算。

　　西蒙斯在石溪分校待了8个年头，他想尽办法从世界各国的名校中挖人，将这个新生代大学的数学系推上了在全美名列前茅的位置。与此同时，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也达到了顶峰，1974年与陈省身一起提出了开创性的理论，1976年获得了五年一届的奥斯瓦尔德•维布伦奖，这是全球几何界的最高荣誉。

　　如果没有外界干扰，西蒙斯很可能从此就沿着自己早年间规划的人生目标平稳地往前走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打乱生活节奏的事件又出现了，其实是好事，哥伦比亚的地板工厂开始分红了，他卖掉了自己的股份，赚了60万美元。随后，他将这笔钱交给了在哈佛任教期间的一个学生去投资，由于好运气加身，不到7个月，60万竟然变成了600万。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此时的西蒙斯，正好在学术研究方面遇到了瓶颈，感受到功成名就之后的莫大空虚，让他变得气馁。“所有这一切让我意识到，是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了”，1976~1978年，他减少了花在数学研究上的时间，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注到外汇与商品交易市场上。

　　他想要更多钱

　　从后来文艺复兴的旗舰基金——大奖章基金（Medallion Fund）的名称来看，西蒙斯一直是以自己的数学成就为荣的，之所以取名“大奖章”，正是为了纪念自己获得的维布伦奖，以及当时的合伙人詹姆斯•埃克斯获得的科尔奖（同样属于数学界的顶尖奖项）。但是，当他决定离开这个领域，他走得十分决绝，甚至在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擅长的数学与金融投资扯上什么关系。

　　1978年，西蒙斯成立了一只名为林姆若伊的基金，主要投资外汇交易，采用判断型投资策略，依靠被他后来称之为“纯粹的运气”来赚钱。1982年，他将投资公司更名为文艺复兴科技。西蒙斯的运气确实很好，基金成立10年间，投资回报年均达到38%——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不过，西蒙斯对此并不满意，“如果做判断型投资，某一天当你醒来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个天才，头寸都在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你觉得自己很聪明。然而第二天，所有的头寸都可能会朝不利于你的方向运行，你便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巨大的投资风险，让西蒙斯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是一个数学家，数学模型没准儿可以把靠天吃法的投资变成只赚不赔的买卖。1988年3月，大奖章基金正式设立，取代了林姆若伊基金。“我们完全停止了基本面分析，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依靠模型的量化投资者”，西蒙斯说。

　　第一年收益率8.8%，勉强合格，但是1989年，模型开始罢工了，4月份已经亏了30%，到达了西蒙斯的心理底线，但合伙人埃克斯认为属于正常亏损，两人意见相左，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分道扬镳了。西蒙斯握有已经停止运行的大奖章基金，开弓没有回头箭，他请来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亨利•劳佛，一起对交易模型进行修正。这次耗时6个月的修正被《量化投资——西蒙斯用公式打败市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称为是大奖章基金的“遵义会议”，当时制定的投资策略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基金长盛不衰的立命之本。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有哪个人能将知识与财富的关系演绎得最为深刻，这个人恐怕就是西蒙斯了。自从大奖章基金在1989年11月重回正轨，它就变成了一台马力十足的赚钱机器。来自中国量化投资学会的研究数据显示，自1988成立至2009年西蒙斯退休，基金的年平均收益率达到了46%。而且，市场越是不稳定，基金表现就越好，1994年美联储连续6次加息，导致美国债券市场年回报率为-6.7%，大奖章基金净赚了71%；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标准普尔指数下跌10.1%，大奖章基金的净回报为98.5%，几乎翻倍；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大部分对冲基金亏损，大奖章分别赚了73%和80%。在西蒙斯看来，“当大家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规律正是在这些时候出现的”。必须说明的是，以上这些数据，都是在扣除高达5%的管理费和20%~44%的绩效费之后，交给投资者的成绩单。

　　为了实现这种近乎“变态”的盈利水平，大奖章基金的量化投资模型不断地进行修正与迭代，修正意见来源于西蒙斯从大学和科研机构挖来的一票学术大牛，除了数学家、物理学家、统计学家，他当年还把IBM整个语音实验室的精英统统都挖了过去，因为他认为“投资和语音识别很相似，都是要预测下一个时刻要发生什么”。在公司全部员工中，将近二分之一是各领域顶尖的科学家，而没有一个是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据说，每一个加入这条金钱生产线的新员工，必须首先向全体公司员工讲解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通常是一些和金融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西蒙斯就是带领着这么一群与华尔街文化格格不入的天才们，不停地提出新想法、新模型，然后拿到市场上做“试验”，通过测试的模型会被收编进公司母舰大奖章基金。

　　相对于依靠人脑来进行投资判断，量化投资模型的可复制性要更强一些。然而，这么多年来，西蒙斯一直对自己的投资模型讳莫如深，除了团队核心成员，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也没有任何其他基金能够复制他们的模型。时至今日，仍然像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量化投资和对冲基金的专家罗闻权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那样：“关于西蒙斯，在量化投资领域工作的人都有很多假设，但是没有什么确切的数据，大家只能猜测。”

　　人们只能通过西蒙斯偶尔透露的一些言论来揣测他的投资理念。“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很小的机会，它们可能转瞬即逝。这些机会出现之后，我们会做出预测，然后进行相应的交易。交易完成后，我们又对新的市场走势进行跟踪和评判，我们的预测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投资组合进而也会跟着变化。我们整天做的就是这种事情，不停地买入、卖出。”“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某一个公式，而是市场数据，我们没有认为市场价格应该如何发展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这种投资策略后来被人们称为“壁虎式投资法”，即通过捕捉市场上的大量瞬间微利机会，同时交易多个品种，依靠在短期内完成大量交易来获利。

　　他不再需要钱了

　　按照量化投资策略细分，大奖章基金采用的应该是事件驱动策略，这种策略的优势为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低风险、高收益，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资金容量有限。

　　虽然大奖章基金在全球市场上买卖任何公开交易的、流动性足够强的、同时符合模型设置要求的金融产品，但是1993年基金规模达到2.7亿美元时，西蒙斯就果断地停止了基金认购。不过，由于异常突出的收益率，基金规模仍然快速扩大，5%的基金管理费已经属于同业之最，从2002年开始，西蒙斯又将表现费由行业普遍的20%，提高到36%，随后又进一步提高到44%。同一年，大奖章基金开始退还外界投资者的资金，到2005年年底，基金的投资者只剩下了文艺复兴的员工，西蒙斯占大头。在此之后，基金还多次将现金拿出来一部分返还给投资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留住公司员工，防止他们跳槽泄露公司机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应该是控制基金规模保持在50亿美元的上限。

　　西蒙斯也曾试图突破交易策略的限制。在2005年，大奖基金完全对外部投资者关闭的时候，文艺复兴推出了一只新基金——文艺复兴机构投资者股权基金，规模上限1000亿美元；2007年10月，又推出了第二只新基金——文艺复兴机构投资者期货基金，最大容量500亿美元。

　　新基金与大奖章基金一脉相承，在销售文件中特别注明，新基金的风险控制、交易技巧、交易损耗模型和交易信号都和大奖章基金管理人所使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一个尝试，西蒙斯对记者说。然而，就在大奖章基金依然一路高歌的同时，新基金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文艺复兴机构投资者股权基金在2005年赚了5.5%，2006年和2007年几乎没有赚钱，从2008年开始有投资者赎回，资产总额从290亿美元的高位跌到了100亿美元以下；文艺复兴机构投资者期货基金的表现也弱于同行。

　　这或许又让西蒙斯感受到当初登上数学之巅后的意兴阑珊。大奖章基金的成功，足以证明自己在金融领域的才能；在2009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他也以80亿美元的身价位列第55名，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剩下的，恐怕只有无尽的压力了。

　　虽然用量化投资模型取代判断型投资，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西蒙斯的精神焦虑，但神话破灭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折磨他，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当时为什么每天需要抽三大包香烟。

　　有一次，公司的一位高级员工在他的办公室和他探讨管理问题，说着说着，员工发现西蒙斯并没有在听，而是紧盯着面前显示屏上跳动的数字——大奖章基金正在亏钱。尽管那种程度的资金回撤并不罕见，大奖章基金每次都能够扭转乾坤，但西蒙斯每次看到这种情形都会发生胃痉挛。或许，每当这种时候，他都会想起20世纪90年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带给所有量化投资者的“永远的痛”。

　　当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着让人羡慕到没脾气的管理团队。掌门人约翰•梅利韦瑟，号称“华尔街套利之父”。合伙人包括三位：罗伯特•莫顿，被称为金融研究领域的牛顿；麦伦•舒尔斯，布莱克-舒尔斯模型提出者之一，他和莫顿在1997年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当时被外界认为将成为格林斯潘接班人的美联储副主席大卫•马林斯。

　　这个团队，可以甩“全明星队”概念好几条大街。然而，就是这个最豪华阵容，在1998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冲击之下，竟然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地失败了，因为交易体系巨大，还迫使美联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手救助一个非商业银行金融机构。

　　正是在量化投资第一次逐渐走入投资领域主流的年代，这一次失利，对于量化投资者们的打击相当沉重。神坛已破，同样是量化投资，同样是象牙塔里出来的教授“当政”，同样地让外人捉摸不透，这些都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原罪”，在华尔街，似乎已经有很多人准备好，等着它成为下一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了。

　　如若世界法则允许生无可恋的人存在，那么西蒙斯应该是颇有资格的一个。不过数学家毕竟不是诗人，大不了去做甩手掌柜，2009年10月，西蒙斯宣布急流勇退，从2010年起，自己只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会主席，具体事务交到了文艺复兴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手中。退休以后，西蒙斯开始专心打理他和第二任妻子共同创立的慈善基金会。

　　让人兴奋的是，即便没有了西蒙斯，大奖章奇迹至今还在继续，2015年，退居二线的西蒙斯再次以17亿美元的年度入账问鼎了对冲基金经理收入排行榜。有充足的资金做后盾，慈善基金会也运作良好，西蒙斯说，它是“少数几个几乎完全对基础科学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之一，支持基础数学、基础物理，还有很多生物方面的研究”，“如果单从对基础科学的投资规模来讲，应该还没有一只基金能够与我们相比”。

　　令西蒙斯颇为得意的是，他的基金会创立了一个名为“美国数学协会(Math for America)”的非盈利性组织，旨在通过给予美国公立学校数学教师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支持和更高的薪资，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从而提高美国高校的数学教学水平。2016年3月，麻省理工学院宣布将新修复的二号楼以“西蒙斯”命名，以感谢他的基金会对修复工作提供的资金支持，这栋楼正是该校数学系所在地。用一种比较矫情的说法，西蒙斯最终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弥补了自己在数学领域缺位30年之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