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 浪潮百年
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说过：“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不知道为何发达）与阿根廷（不知道为何不发达）。”
1930年9月6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朝着总统府玫瑰宫进发。
玫瑰宫里，刚刚当上总统一天的马丁内斯，此刻心中阴云密布。
一天前，他的前任总统因为没能处理好大萧条带来的经济问题，不得不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辞职，作为副总统的马丁内斯递补为总统。
结果没想到，军队将领乌里布鲁居然借着民众的不满情绪，趁机发动了政变。
整个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民选政权，一直掌握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公民联盟”手里。
走中间道路的激进公民联盟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贸易保护、工业补贴、扶植民族工业的政策。
但这引来了盼望自由贸易、农业利益至上的大地主、大畜牧主等保守派的反对，后者一直谋求颠覆政府，维护阿根廷农业出口大国的地位。
而军队，则是这些右翼保守派权力的化身。
现在，马丁内斯面对的是几个手持冲锋**、一脸凶相的军人；玫瑰宫的广场上，除了抗议政府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外，还有几门黑漆漆的大炮正对着他。
马丁内斯没有选择，只能向公众宣告辞职，向乌里布鲁将军交出实权。
这一天，阿根廷的民主陷落了。
这一次军事政变，是1854年阿根廷实现宪政以来，民选政府第一次被军队推翻。军人干政从此登上了阿根廷的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阿根廷经历了近7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一个动荡的殖民地国家，摇身一变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裕国家。
肥沃的潘帕斯草原，不但养育了阿根廷人民，还让阿根廷成为粮食与肉类出口大国。
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GDP与法国不相上下，比它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还要高出40%。以至于欧洲人若想要去美洲闯荡，都会在纽约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犹豫。
然而从政变的这一天起，阿根廷的未来就改变了。
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繁荣将不再降临此地。阴谋、动荡、暴力与媾和充斥着阿根廷的政治生活。而在经济领域，衰退、失业、恶性通胀和债务违约频发。
阿根廷甚至成为了唯一一个由高收入国家退化为发展中国家的例子。
今天，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阿根廷又一次走进了债务违约的绝境。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谁又应该为此负责？
翻开阿根廷摇摆与动荡的现代史，我们就能找到答案的踪迹……
（一） 胡安·庇隆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远在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表面太平，内里却暗流涌动。
当时，阿根廷政权仍把持在右翼军队所扶植的傀儡政府手里，然而军队本身也并不团结。
期望和同盟国交好、向法西斯开战的主战派，要求保持中立、两边摇摆的中立派，甚至连法西斯同情者，都鱼龙混杂在军队当中。
当得知政府有意向同美国交好，向轴心国宣战时，要求中立的势力成功发起了第二次军事政变。
在这场政变中，一个由中下层军官组成的秘密团体“联合军官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小团体的领导人，名叫胡安·庇隆。
政变成功后，领导政变的军队高层提拔庇隆担任新政府的劳工部部长——这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在当时，无论右翼大地主、还是中间派资产家，都不关心劳工的权益。
然而庇隆却嗅到了权力的气味。
担任劳工部长期间，庇隆热情地和日益壮大、但不被重视的工人阶层交好。他同工会合作，努力提高工人的劳动待遇和工作条件。
在他的领导下，阿根廷雇主被迫改善了工作条件，并向劳工**遣散费和事故赔偿，处理劳资纠纷的劳动法院也得以建立。
庇隆还经常深夜里走进肮脏昏暗的小酒馆，向在场的工人们发起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情深之处，庇隆会将身上所披的西服一抛，光着膀子，以显示和赤膊的工人们融为一体。
庇隆因此深深地获得了劳工阶层的支持和喜爱，然而他也让反劳工的右翼份子恨得咬牙切齿。
1945年，军队右翼再次发起了暴动，将已经升任副总统的庇隆逮捕。
这彻底点燃了首都工人们的怒火。40万工人齐聚到总统府门前，将大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喊“还我庇隆”，并要求举行民主大选。
在阿根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阵势的游行示威。军队高层惧怕了，释放了庇隆。
第二年，庇隆在大选中毫无意外地高票当选了阿根廷总统，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胡安·庇隆）
虽然讨好工人阶层，但当上总统的庇隆，并没有将阿根廷改造成为苏联一样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意愿。
他认为，“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削人，而共产主义则是国家剥削人”，因此他为阿根廷选择了“第三道路”——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在对外政策上，走既不亲美、也不反苏的中立路线。在对内政策上，则强调发展民族工业和进口替代。
然而与中立派“激进公民联盟”不同的是，庇隆特别关心讨好他的政治基本盘——工人阶层，费心尽力地提高工人福利。
在1946年到1955年的执政期间，庇隆大搞“国有化”，高价收购了24000公里英资铁路、美资电信公司。
然而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并不怎么赚钱。因为国有企业赚的利润，全被庇隆拿来发给了工人们。
在庇隆执政的10年时间里，阿根廷所有工人一年能拿13个月的工资、实际收入增长了50%，所有职工都享有退休金、50万工人家庭搬进了政府建造的住房……
既然不赚钱，那国有企业投资新项目的资金从哪里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庇隆政府专门成立了“阿根廷发展贸易研究所”，负责垄断农产品出口权力。用国内低价收购、国外高价卖出的方法，获取农产品价差和外汇，为国有企业进口新设备和原材料。
在庇隆政府的领导下，40年代末阿根廷工业产值快速增长，民众生活质量飞跃式提升，不剥削工人的“第三道路”仿佛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阿根廷的繁荣，建立在欧洲国家尚未重建，与剥削国内农业利益的基础上。 在当时，欧洲国家普遍遭遇了战后饥荒，国际粮价高昂。阿根廷出口粮食赚来了大量外汇，因此才能够收购外资手中的股份，并进口工业机器和能源。
然而等到时间进入50年代，欧洲国家的农业生产恢复，国际粮价下跌，阿根廷的外汇收入就开始减少。
与此同时，庇隆政府实施的农产品出口专营政策，极大的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导致50年代初阿根廷粮食产量暴跌。1952年阿根廷再遭旱灾，这个粮食大国甚至不得不向邻国巴西进口小麦。
外汇收入枯竭、进口中断之后，阿根廷的国有工业立刻陷入“缺粮”的窘境，生产能力严重下滑。
但是庇隆政府仍在惯性地给工人们加工资。因此在50年代，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开始加速，除工会外的各派民众抗议迭起。
1954年任期即将结束时，庇隆推出了一项极具争议的离婚和卖淫合法化改革，以迎合劳工阶层的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下台的**。
这项政策激怒了保守的天主教民众，罗马天主教会对庇隆的态度由支持转向反对，并称他为“暴君”。
仍处于右翼保守派控制之下的海军，趁机发起了阿根廷历史上的第三次政变。
1955年6月16日，庇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五月广场”发表演讲，号召民众保卫他的政权。
这时，海军轰炸机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并投下了数枚**。364名民众被当场炸死——这是阿根廷历史上遭受过的唯一一次空袭，来自自家的军队。
支持庇隆的左翼民众，和右翼保守派矛盾彻底激化了。三个月之后，在军事斗争中渐处下风的庇隆被迫流亡西班牙。
右翼军政府第三次建立了起来。
尽管庇隆政府已经倒台，但是在他执政期间，左翼劳工阶层已经完全被工会组织动员起来，并成为阿根廷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股力量，让民粹主义之风从此吹动着阿根廷政坛，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忽视。
二、军政府 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阿根廷人，肯定会对阿根廷的民主制度感到绝望。
在庇隆执政的后期，军人出身的他，就显示出了对民主制度的蔑视。不仅法西斯式地审查新闻媒体，甚至还煽动民众攻击反对派领导人。
等到庇隆被保守派军人推翻后，阿根廷的民主状况更是日益恶化。
1955年至1958年军政府执政期间，保守派领导人对庇隆主义者和劳工组织大加迫害。不仅“庇隆”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媒体上，甚至连那些因劳工福利政策获益的运动员，都不被允许登上赛场。
在军政府的统治下，最令地主阶级痛恨的专营政策被取消，但反而导致阿根廷的粮食价格猛增。同时军政府借大量外债，以维持高昂的军费开支，阿根廷的通胀形势愈加严峻。
军政府的独断专权，经济形势的恶化，让阿根廷人日益不满。在民主的压力下，1958年阿根廷重新举行了大选，不过左翼庇隆主义者被军队禁止参与此次大选。
本次大选中，走中间道路的“激进公民联盟”重新上台执政。
因为阿根廷的外汇已经枯竭，无法再继续补贴国有工业。因此激进公民联盟政府制定了“吸引外资+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政府高官奔赴欧美，大力进行招商引资。
英资重新进入了阿根廷铁路行业；美国标准石油获得了阿根廷的石油开采权；雪铁龙、奥迪等汽车厂商第一次在阿根廷开了工厂。
在外资的帮助下，阿根廷的钢铁、汽车、石化工业突飞猛进。
1958年至1966年激进公民联盟执政期间，阿根廷的汽车、钢铁产量增长了10倍，石油生产实现了自给自足。
因为国内生产能力的上升，阿根廷的通胀形势也得以缓解，外贸账户有所平衡，外债大幅削减。
不过，尽管激进公民联盟交出了漂亮的执政答卷，却依然不能让左右翼满足。
在左翼劳工阶层看来，政府将外资引向国内，是出卖国家利益之举。同时政府改革低效的国有工业，裁撤工人、压制工人运动，更是与庇隆主义背道而驰。
而在右翼军队看来，本届政府强调工业、忽视农业，同样让他们不能满意。特别是政府宣扬民主，要求取消左翼民众参与政治的禁令，给了庇隆主义者上台的机会，必须予以制裁。 因此在1966年，军队举行了第四次政变，如同他们在1930年所做的那样，中间派政府再次被赶下台。 这次政变彻底激怒了左翼群众，极端主义情绪开始在劳工中蔓延。
70年代初，反军政府的游击队出现在阿根廷的城市和山区，他们制造爆炸事件、猎杀政府首脑和外资高管。与之相对的，军政府大肆逮捕、甚至秘密处决亲劳工人士。 同时，1969年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爆发了反独裁的工人起义，带给军政府莫大的压力。军队内的独裁领袖下台，继任者承诺实行公平的民主选举。
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阿根廷再一次恢复了大选。庇隆主义者组建的政党“正义党”，在本次选举中大胜，流亡海外18年的领袖胡安·庇隆，终于回到了他的故土。
不过，此时庇隆已经79岁高龄了。他的上台，并没能改变阿根廷国内极左与极右势力的武装内斗。
庇隆上台之时，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不久前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阿根廷经济也受到波及；美国在南美洲阴谋颠覆了数个社会主义政府，将阿根廷推到了冷战的最前沿。
眼睁睁的看着阿根廷滑向混乱的深渊，这位昔日的政治强人也深感无力。执政9个月后，庇隆在忧虑中去世，将政权留给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
政治手腕尚显稚嫩的伊丽莎白，显然不能应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失去了强人领袖，正义党高层陷入到腐败与争权之中，让政府很快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右翼军队再次看到了颠覆的机会。
1976年，在一场深夜的宴会过后，伊丽莎白总统登上了专属直升飞机。然而这架飞机并没有将她带回总统府，而是直接飞到了附近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她被军队逮捕。
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后一次军事政变，也是最黑暗的一次。
这一次，右翼军政府针对左翼人士所实施的白色恐怖达到巅峰，被称作“肮脏战争”。
在1976至1983年军政府统治期间，有3万名左翼共产主义、庇隆主义人士失踪，数十万人遭到军方逮捕和酷刑折磨。
为了毁尸灭迹，军队用飞机将注射了药物、仍在昏睡的政治犯扔进大西洋。一些尸体最终冲上了邻国乌拉圭的海岸。
阿根廷国家恐怖的背后，还有暗箱操作的美国人。CIA不断地向阿根廷军政府输送资金与武器，作为铲除南美洲共产主义份子的“**计划”的一部分。
除了肮脏的政治伎俩，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不得人心。
30年代以来，阿根廷政府一直利用关税与政府补贴，实施保护国有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但是因为过度保护，这些企业始终没有什么国际竞争力。
军政府上台后，阿根廷重新走回保守路线，经济领域全面自由化，关税降低、价格和金融管制被放开。
结果国门打开后，民族工业瞬间就被外来商品冲垮。
等到了80年代初，阿根廷的经济已经完全陷入了停滞。为了维持高额军费开支，军政府大开印钞机，用白纸换物资，搜刮民众财富，导致阿根廷通胀速率高达1000%！
民众已经怨声载道，为了转移国内矛盾，1982年军方贸然发动了马岛战争，企图用民族主义情绪稀释民众的怨言。
然而战争的结果，让军政府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空。因为在马岛战争中一败涂地，军政府信誉归零，阿根廷国内反政府示威游行愈演愈烈。
1983年底，阿根廷军政府在人民的抗议声中倒台，该国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人干政的历史终于宣告结束。阿根廷的民主，反而因为这次战败，迎来了春天。
不过此时，阿根廷的经济仍在寒冬中痛苦挣扎。
三、卡洛斯·梅内姆
1983年，取代军政府上台的激进公民联盟总统、劳尔·阿方辛，眼前摆的是一滩烂摊子。
由于过去多年来，军政府借了大量外债以支撑军费开支，阿根廷的债务规模从1975年的90亿美元攀升至430亿美元。
80年代初，美联储沃尔克采取鹰派改革后，美元走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由拉美国家回流至美国。
和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外债繁重、依靠大宗出口换取美元的阿根廷，也走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
为此，阿方辛政府不得不依照IMF的要求，勒紧裤腰带偿还债务，减少公共开支——但这显然导致了阿根廷经济的衰退和民众的不满。
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阿方辛政府，又开始自欺欺人地提高工人工资，重新加大公共开支，阿根廷的商品价格螺旋式上涨。
到了1989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速度已经高达3000%。恶性通货膨胀引发资本外逃。由于不遵守财政纪律，IMF也不再给予阿根廷贷款。最终，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近4成的阿根廷人落入贫困。
面对着民生凋敝的阿根廷，阿方辛总统自知能力不足，因此提前半年让位于他的继任者——出身于正义党的阿根廷新总统卡洛斯·梅内姆。
继庇隆之后，新一代正义党人登上了阿根廷的舞台。
和庇隆一样，梅内姆也热爱演讲，极具政治魅力。但与左翼正义党人不同的是，梅内姆在选举时，对经济政策的规划始终含糊其辞。
当1989年梅内姆当上总统后，他的真正目的终于显露了出来。
（白色鬓角是梅内姆的特点）
梅内姆为阿根廷经济开出的药方，就是“私有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时刻，许多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基于“华盛顿共识”，对经济采取“休克疗法”，激进地进行私有化。
尽管出身于左翼政党，梅内姆却也带领阿根廷，加入到它们的队伍当中。
在梅内姆的推动下，已经国有化60年的石油公司YPF被出**给了西班牙，国有银行、邮政公司解散，军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政府机关大幅“瘦身”。
为了抑制恶性通胀，梅内姆建立了“货币局”制度，要求阿根廷货币——新“比索”1:1挂钩美元，阿根廷政府出**国有资产的收入，足以支撑汇率稳定。
在稳定的汇率下，阿根廷通货膨胀速度降了下来。代价则是大量工人被私有化后的工厂辞退，阿根廷的失业率持续高悬于10%以上。
失业率上升后，各省爆发了骚乱和游行示威活动。中产阶级在大街上敲锅打铁，失业劳工则设置路障以示抗议。
面对失业劳工和党内民粹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梅内姆施展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分化工会群体，用金钱笼络一批人，打击另一批人。
他安排右翼保守派人士，而不是左翼正义党党员进入政府高层，以实施他的私有化政策。
在梅内姆任上，阿根廷的经济政策全面右转，完全背离了庇隆主义的左派方向，甚至达到了右翼军政府都没有达到过的高度。
以至于当时的阿根廷人评价道“梅内姆卖掉了整个国家”。
尽管梅内姆总统暂时解决了阿根廷的恶性通胀问题，但他并没有推动阿根廷经济恢复活力。
特别是在90年代拉美国家货币相继贬值之后，阿根廷坚守着僵化的“货币局”制度，高币值让阿根廷出口的农产品完全丧失了竞争力。
90年代后期，阿根廷的国有资产也已经被梅内姆变卖一空，政府缺少新的外汇收入来源。为了维护公务员群体的忠诚，谋求第三次连任，梅内姆大量借入外债，提高公务员福利待遇。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波及到阿根廷，国际投资者开始怀疑阿根廷是否能够偿还主权债务。2000年美联储加息，阿根廷比索被迫升值，外贸账户进一步恶化。
阿根廷经济的矛盾，最终于2001年底，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集中爆发。
当年11月，当得知阿根廷可能债务违约后，国内外资疯狂出逃，阿根廷股市一天内暴跌280%。
由于阿根廷银行主要掌握在外资的手里，也没有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美元出逃十分迅猛，阿根廷金融体系被瞬间被抽干流动性，以至于政府下令管控所有银行账户，限制提款和外汇交易。
因为缺少资金，阿根廷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率上升至25%。
当年12月，阿根廷彻底陷入混乱。抢劫与纵火席卷了各大城市，失业民众与安全部队激烈对抗，政府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
12月20日，时任总统德拉鲁阿乘坐直升机，逃出玫瑰宫的新闻在各大电视台播出。因为不敢接手这“烫手山芋”，副总统、参议院总裁也相继辞职。
最终，新上任的临时总统被迫放弃“货币局”制度，让比索自由贬值。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增长，通胀速度再次提升。2002年，阿根廷GDP萎缩了10%
兜兜转转，阿根廷仿佛又回到了被“滞涨”阴影缠绕的80年代。
四、基什内尔夫妇
如果说梅内姆是“假的”正义党人，那么在2003年至2015年，执政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夫妇，毫无疑问是庇隆主义的忠实信徒。
2003年，正义党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在一片萧条声中，当上了阿根廷总统。不过，基什内尔仍面临一些有利的经济条件，那就是在比索大幅贬值过后，阿根廷的出口部门重新具备了竞争力。
结果，在2007年基什内尔卸任之前，阿根廷连续5年保持了8%以上的经济增速，从2001年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让国际学者和观察家们都感到惊讶。
不过本轮阿根廷的经济复苏，与其说是基什内尔总统执行了有效的经济政策，不过说是当时的阿根廷，搭上了中国工业化的顺风车。
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工业化下的中国民众快速富裕，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人均肉类消费的增长，让作为主饲料的大豆，成为了中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
阿根廷的农业部门因此受益，大豆超越粮食与肉类，成为了阿根廷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外汇也随之滚滚而来，让阿根廷得以摆脱债务危机。
在国内政策上，基什内尔走回了庇隆主义的老路。充足的外汇使政府重新国有化石油、电信、公共事业公司，并对国有企业进行慷慨补贴，以降低公共服务价格。
2007年，为了规避总统不能连任两届的限制，基什内尔将权力的交接棒递给了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
克里斯蒂娜延续着他丈夫的路线，实施了私人养老金的国有化，同时慷慨补贴贫困人群。
但很快，克里斯蒂娜也遇到了60年前，庇隆也遇到过的问题。
随着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宗市场的疲软，阿根廷的出口也陷入停滞。于此同时，重要领域的国有化导致私人投资下滑，阿根廷国内能源、工业品产出更加依赖进口。
2011年，阿根廷出现了外贸与政府账户的“双赤字”，新一轮危机开始发酵。
为了支撑疲软的经济，克里斯蒂娜命令政府进一步加大开支，同时向农业部门收取高额出口税，弥补财政赤字。
为了缓解通胀压力，克里斯蒂娜政府对重要物资采取价格管控措施，甚至命令统计局报出假数字以欺骗民众。
阿根廷国内的生产厂商，一方面面临着飞速上涨的成本，另一方面却遭遇限价。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结果就是商品的严重短缺。
此刻，阿根廷人再度表露出了他们的不满。2015年，正义党在新一轮大选中失败。
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
五、毛里西奥·马克里
2015年底，来自右翼政党的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上台。这是二战后，阿根廷第一个右翼民选总统。在此之前，右翼政权都以军政府的角色存在着。
“重新自由化”，是马克里针对克里斯蒂娜执政末期，经济滞涨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他上台后，首先取消了基什内尔夫妇制定的外汇管制措施，试图吸引外资流入。同时降低农业出口税，取消出口配额，刺激农业部门产出，并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
然而，马克里的运气实在是糟糕，他的两点措施，均没有达到如期的效果。
2016年，美联储进入了新一轮加息通道，外资从新兴市场中回流。马克里所期望的外资流入没有实现不说，自由汇兑制度下，阿根廷比索汇率还暴跌了40%，并引发了进口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出口配额取消后，阿根廷农产品纷纷走向国际市场，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也出现暴涨，例如面粉价格在配额取消两周内，上涨了110%。
然而，高涨的价格并没能刺激农业增产。2016年至2018年，阿根廷相继发生水灾和大旱，农业减产抵消了价格增长所带来的利润收入，阿根廷依然受困于外贸赤字当中。
为了维护汇率稳定，马克里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外债。2015年至2019年，阿根廷的外债规模由720亿增长至1300亿美元。
沉重的债务负担，将阿根廷政府再度推向债务违约的边缘。 与此同时，因为政府裁减公共部门和优化私营部门，阿根廷的失业率也从7%左右上升至10%。
马克里所采取的自由化方案，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通胀、负债和失业，表现远逊于上届政府。
因此在2019年末的新一届大选中，马克里连任失利，阿根廷民众把票又重新投给了正义党。
2019年12月，新一届正义党总统费尔南德斯走马上任。
因为知道费尔南德斯将走回庇隆主义国有化、资本管制的老路，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后，阿根廷又迎来了一轮外资出逃，比索一度下跌20%。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阿根廷的外汇储备已经耗尽。疫情的到来，则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4月份阿根廷主权债务的再次违约，一场类似于2001年金融危机的风暴，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六、后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说过：“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日本（不知道为何发达）与阿根廷（不知道为何不发达）。”
阿根廷有着高素质的欧洲移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并且远离战争的纷扰。然而阿根廷既没有像美国一样，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没有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样，成为具有农牧业优势的国家。
早在19世纪初，阿根廷就位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去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已经落后于中国，并跌至1万美元以下。
解释阿根廷衰落的原因有很多。
民主制度不健全。军政府反复政变上台，使经济发展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政策经常在极端左翼与极端右翼间摇摆，进一步增加了营商的风险。
民粹主义。庇隆执政之后，阿根廷的劳工组织迅速壮大，各届政府都要讨好广大劳工群体。然而没有剥削的“第三道路”，注定完不成资本积累，阿根廷的各个产业也因此迟滞不能前进。
低效的进口替代。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在经济腾飞之时，都实行过长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
然而阿根廷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用高关税、高补贴、国有化，将民族工业牢牢的保护了起来，最终造成了资本的低效。同时，进口替代政策经常以牺牲出口部门利益为代价，结果“两头不讨好”，农业与工业部门都没有发展起来。
围观阿根廷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次次左翼与右翼、通胀与衰退的轮回。
曾经前途一片光明的先进国家，如今却落得如此田地，不禁令人警醒、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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