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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山浮生 新冠疫情已经持续整整一年。 这一年来，世界可谓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先成为疫情爆发地的中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在全球主要大国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世界霸主美国则突破所有人想象力的天际，成为世界头号疫情肆虐之地。 疫情将世界分为两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其他。 作为其他国家，美国只能把疫苗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但前景极为不乐观：一是疫苗产能有限，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自有国情在此，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大规模免费接种，接种进度十分缓慢；二是作为一种RNA病毒，新冠病毒变异十分活跃，就算接种也无法避免再次感染变异病毒，长期与病毒共存已经成为唯一选项。 这就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严重的不确定性中。为了维持经济不下滑，美国只能依靠发行天量国债来硬撑。拜登一上任，就通过1.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再加上去年12月22日刚刚通过的9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去年3月28日的2.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额外搞出了5万亿美元！ 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去哪里搞这么多钱，还不是直接印钱！
以前美国为了防止债发多了还不上，特地制定了一个70%GDP的红线，意思是只要国债总额不超过GDP的70%，那么还在可控范围内。两党为了发债一事反复扯皮，也就是要守住这道红线。
至少要让买国债的人相信，我们美国还是有债必还的，不用担心打水漂。 如今发债的速度已经突破了常识，堪比当年教皇用印刷机印赎罪券，收割的是信仰。于是新的理论闪亮登场。 2020年11月30日，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克林顿的财长）和简森·福尔曼发表了一个文章《低利率时代财政政策的重新审视》（《A Reconsideration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Era of Low Interest Rates》）。文章中正式以理论和数据雄辩地指出：美国国债的利息支出很低，完全可以解放思想放开发债空间。 如上图所示，虽然公债占GDP比率突破了100%，但是国债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还挺好，波动着没怎么升。更好的是，不少利息是给美联储的（因为美联储买了不少国债），这些会转移支付给政府，可以扣掉；还有通胀能帮赖债，美国政府“实际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居然在不断下降，不可思议地降到了零！ 既然有这种免费印钱的好事，还不大干快上，一印钱解千愁！各位国会议员老爷们，别再挡着发债的阀门了，再挡你就是阻止美国再次伟大的罪人！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文中还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历年的利率预测进行了回顾。1986年之后，彩色的利率预测曲线总是比黑色的实际利率曲线高不少。利率预测高了，就会对未来的国债利息支出夸大估计，得出预算艰难的结论，拒绝批准发债。这让政府的预算也不敢大搞，赤字和发债小里小气。实在没办法了，才弄个1万亿美元赤字。搞得很多政府项目没钱用，不少科研项目都要砍掉。 根据这张图，CBO简直就是个棒槌，主要作用就是阻止美国伟大，还不如关门完事！ 果然思想一换，战斗力上万。以后上帝也挡不住美国印钱的步伐。只要维持低息，然后疯狂印钱就完事了，发展经济被简化为如此简单粗暴的一条法则，并且似乎已经良好运行了二十多年，再这么运行下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实际上，“发展经济靠印钱”已经在美国实操了很多年了，特朗普政府创造的所谓经济数据就是靠印钱撑着的，只不过是因为疫情凶猛，导致印钱的脚步有点跟不上。现在好了，思想已经解放，可以毫无顾忌的裸奔了。 经济学家用这套背离常识的理论，忽悠韭菜可以，夜深人静午夜梦回之时，摸着良心问问自己：真能相信这一套？
比鬼都精的金融家们心知肚明，这些理论就是忽悠韭菜的，作用是延缓美国金融大船崩溃的期限，以便自己提早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呢？这就如同泰坦尼克撞了冰山，当然是跳船逃跑，逃得慢了就只能去喂鱼了。
国际金融资本在一个地方聚集，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政权被架空，保证金融资本的控制权；二是确保金融资本的相对安全。现在美国民粹运动此起彼伏，资本已经开始撕下伪装，直接控制政权，来保证第一条，但是第二条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除非能打乱全世界，特别是打乱东方大国，继续制造美国相对安全的情势，否则出逃就是必然选项。 在历史上，国际金融资本玩这一套出逃的游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他们当年是怎么玩的。 公元1453年，伴随着奥斯曼乌尔班巨炮的隆隆炮响，号称永不陷落的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作为基督教世界东方屏障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终于在苟延残喘几百年后结束了国祚。土耳其人垄断了“一带一路”的所有贸易路线，大幅提高来自东方的各种商品价格，把欧洲人当肥羊宰。依赖一带一路贸易的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迎来了贸易严冬。盘踞在北意大利的众多共济会金融家族的生财之道遭到严重威胁。 华尔街有句名言：“金钱永不眠”，其含义是，金融资本的唯一本能就是永不停歇地追求自我增值，这句话在15世纪的北意大利同样适用。 巨额金融资本无法再投入国际贸易中获利，于是变成了在欧洲各处出没的国际游资。正如当年犹太先祖在摩西的带领下逃离埃及，前往迦南这片“应许之地”，如今共济会控制的金融资本也要主动离开明显已经没什么前途的意大利，上演一出金融资本的“出埃及记”，寻找新的适合他们生存的“应许之地”。 他们尝试了各种可能性，例如资助新的航海技术，资助探险家，转移金融业务的重心，赞助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等等。 聚集在北意大利的金融资本，先是扩散到同属神圣罗马帝国且地域上最为接近的南德意志，继而扩散到全欧洲。欧洲的其他贸易中心阿姆斯特丹（荷兰）、安特卫普（比利时）、纽伦堡（德国）、汉堡（德国）、里昂（法国）相继出现了新的金融中心，实际上是意大利的金融家们抛弃了原来的金融中心搬迁到这里，毕竟，“金融资本是没有祖国的。” 从这一点来说，金融资本和没有祖国的犹太人颇为相似，或者说共同超脱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属性，让两者相互选择并紧密结合。 在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各地银行遍地开花的这段时间，英国伦敦这一欧洲传统贸易中心，却没有获得金融资本的青睐，仅有的带有金融色彩的活动是伦敦金匠的小额放贷，与大陆如火如荼的金融活动那是天壤之别。 金融贸易不分家，为什么当时的金融资本对于贸易条件优越的英国却避之不及呢？ 当时的英国刚从贵族混战玫瑰战争的阴影中走出，都铎王朝为了稳定自身的统治，正在全力消灭叛乱隐患加强王权，因此英国是当时欧洲最为中央集权的国家。 回顾历史，圣殿骑士团与王权共舞最终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教训，再看现实，都铎诸王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消灭异己杀得人头滚滚。虽然英国这片处女地机会多多，国际金融家们摸摸大好头颅，咽了口吐沫，比起挣钱，小命还是更重要啊！ 由于英国缺乏金融资本作为杠杆，为了与当时的霸主西班牙或者荷兰进行竞争，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一世，国王大力鼓励圈地，以消灭叛乱以及宗教改革为名，消灭地主进行土地改革，鼓励海盗打劫积累资本，制订产业政策促进以毛纺织制造为代表的制造业兴起。
冒着引起社会动乱的巨大代价，英国打下了相对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并积累了大量后备劳动力，这就为英国将来爆发“工业革命”登顶世界霸主，做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准备。
这一过程与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在国际封锁缺乏金融资本助推的情况下，不得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工业基础的过程颇为类似。
国际金融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投资于大西洋新航线，促成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成为日后欧洲崛起的重要引擎。但是在十六世纪初期，新航线贸易量还不是很高，无法吸纳从地中海贸易逃逸出来的天量金融资本，欧洲各地新冒出来的这些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各国国王，主打业务仍然是金融业的最爱——军费贷款，利息一般都高于50%，甚至达到100%或者更高。 在当时，也只有战争才能满足天量资金的投资需求。 十六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改革以及价格革命时期，一方面处处都存在宗教纷争，随时酿成战火，另一方面战争的成本呈指数形式增长，国王们想发动战争，靠王国正常的岁入也是有心无力。 共济会金融家族在这中间看见了巨大的谋利机会，他们手中的金融资本成为宗教战争的助推器。 虽然从信仰上看，以反天主教为宗旨的共济会应该是向着新教这一头，但是“金钱是没有信仰的”，最后的结果是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都获得大量金融资本的支持，整个欧洲特别是德意志，变成了一架由嗜血的金融资本驱动的人肉磨盘。 在十字军东征沉寂二百多年之后，金融、宗教和战争三者再一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只不过，这一次血祭的牺牲品都是基督徒。 表面上，上百万的欧洲白人为了捍卫各自的意识形态献出了宝贵生命，实际上，他们的鲜血化作银行家金库中叮咚作响的金币！ 与此同时，在金融资本的驱动下，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的生命，也化作一枚枚带血的金币，成为越来越庞大的金融资本的一部分。自称是“该隐后人”的共济会，则从鲜血中汲取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共济会与吸血鬼的传说，对于这一段历史可真是完美的隐喻！ 兵荒马乱的十七世纪上半叶，阿姆斯特丹由于具有种种优势成为金融资本的汇聚地，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欧洲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能够胜出，除了这里的贸易最为发达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王权衰弱和和远离战乱。 法国里昂的金融业之所以受到极大限制，原因是法国消除内乱之后，也开始逐渐加强中央集权。银行家们资助了国王，最后国王不是赖账（例如弗朗索瓦一世），就是以种种罪名查抄他们的家产（例如路易十四）。 抄家这事也怪银行家们自身不干净，他们显然也不会是什么善男信女，为了谋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和金融霸权，总是会寻求官商勾结、黑白通吃，或者买空卖空、投机做市。 当这些勾当激起越来越大的民愤的时候，正好可以被负债累累的国王作为对付金融资本家们借口，就算不重演当年腓力四世对付圣殿骑士团的一幕，赖账是免不了的。里昂的教训使金融资本家们又一次加深了对先祖遗训的认识： 金钱无法控制的政权，是金融资本的天然死敌。 “老少边穷”的北欧国家瑞典甚至更进一步，在1668年将原属私人的斯德哥尔摩银行（Stockholms Banco）直接收归国有，建立瑞典国家银行（现称：瑞典中央银行）。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的国有中央银行，也是现存的世界最古老银行。 在银行家们看来，瑞典政府的作为比赖账还狠啊，改明抢了！ 纽伦堡、汉堡的问题则在于，德意志简直就是一个**桶，总是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地方，显然金融业是无法坐大。十九世纪在德意志统一后，1875年成立国有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汉堡银行等行使中央银行功能的众多私有银行，也极不情愿地被收归国有。 总而言之，对于银行家们来说，欧洲大陆这些国家都太可怕了，乱世的时候虽然金融业比较滋润，但是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是吃不消的；治世就更惨了，玩小了没意思，玩大了不是被赖账就是被收归国有，还怎么愉快地玩耍啊！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自古以来就是贸易中心，具有成为金融中心的先天优势，如同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一样，一直都是保持着城市自治的传统。在荷兰独立后，24岁的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又适时死亡（也有人认为他是被害死的），金融寡头们兴高采烈地废除执政制度，把荷兰经营成贸易金融帝国，政治上则是民主代议制政府，事实上是金融寡头掌权。 金融家族有个特点，总喜欢躲在幕后，由代理人前台出面，因为这么多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他们：放高利贷总是遭人恨的，自己走到前台很容易成为民众愤怒的靶子。 于是，民主代议制度成为金融家族的黄金搭档。民主代议制度，表面上是选民自己选举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金融寡头控制的傀儡，就算玩坏了大不了换一批就是了。权力始终牢牢控制在金融资本手中。 共济会金融资本来到荷兰，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使得荷兰的造船业和国际贸易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张，荷兰几乎从西班牙殖民地身份在获得独立地位的同时，就坐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国家崛起的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背后，显示出金融资本的巨大威力。 如果不算意大利那些城市共和国（例如屹立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国），荷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金融帝国，具有金融帝国的三大基本特征：金融寡头掌控政治权力；以贸易和金融为立国之本；坚持自由主义和民主代议制。 从此之后一脉相承的三大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分别是金融帝国的1.0、2.0和3.0版。与之相伴随的是，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伴随着金融帝国的全球扩张和影响加深，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金融帝国如此强调自由主义？按照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私人财产先于政府而存在，社会也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才形成的；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 透过冠冕堂皇的表象，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说的是：金权优先于政权而存在，政权从属于金权。 保障了“自由”，金融资本家们就可以永远做国家的主人，至于“民主”，只是掩盖金权狰狞外表的一层华丽外衣罢了。比起直接依赖血缘和暴力的封建统治，金权统治确实进步了不少，但实质仍然没什么变化：通过财产继承以及教育分层，权力仍然是世袭的，只不过更加隐蔽了而已。 套用现在流行的IT术语，相对于封建统治明确的血缘世袭，金权统治是一种“云世袭”。而且这种世袭制度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打破，因此也更加稳固。 金权统治的国家实行民主的一定是代议制民主，因为代议制民主保护的是资产者的自由。自由主义和直接民主是天然的死敌，在资产者看来，直接民主就是暴民统治的代名词。1672年法荷战争爆发后，议长维特兄弟被愤怒的民众凌迟，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被民众推上执政之位，这实际上就是直接民主（民众起义实际上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广义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斗争的表现。 维特兄弟之死，使得身处荷兰的共济会金融寡头们如受到当头一棒，他们认识到，荷兰仍然不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为了保证金融资本掌控荷兰，他们废除了执政，荒废了陆军，干掉了王权这个死敌，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本来，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期望运行，但是，战争一来一切都化为泡影！ 金融资本喜爱挑动战火不假，但前提是战火不能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荷兰仍然是一个大陆国家，如果要加强自身安全，必然要建设陆军并加强中央集权，而有了陆军的加持，政府权力就会超出金融资本的掌控，政府就会成为霍布斯所说的拥有集权的“利维坦”，金权统治赖以生存的前提——自由主义也就不复存在！
陆军乃代议制民主之敌，除非能实现本土的永远和平，否则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死循环！ 法荷战争爆发后，一部分较有远见的共济会金融家族认识到，又到了寻找新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了。 这个应许之地不可能在大陆，对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美洲又太远了，因此英国这个岛国，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目标。英国不仅远离大陆乱局，而且当时的斯图亚特王朝与当年的都铎王朝相比，王权势力大幅衰落，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英国成为共济会金融资本再理想不过的寄居之所。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起，荷兰的共济会金融家族开始把英国视为“应许之地”，实施“出荷兰记”的大战略呢？ 回顾前面几篇文章的内容，有人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几百年来共济会一直在搞统治世界的大战略，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都是共济会谋划出来的，以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
这种说法把共济会的能量极大夸张了。他们是做了各种谋划，但执行过程中天差地远，各种意外情况太多，他们也只不过是共同推动历史进程的一支力量而已。 虽然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就有圣殿骑士团成员的活跃身影，但要说从那时候起，共济会就开始阴谋颠覆英国，已达到最终1688年的光荣革命，那实在是天方夜谭。 笔者认为，共济会虽然很擅长搞秘密计划，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那么远的谋略。用古代的例子对比，基督教会在公元33年就成立了，并在相当长的时间也是秘密团体，但肯定不能说，从那时候开始，十二使徒就开始谋划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号令整个欧洲吧！用当代的例子对比，中国GCD是比共济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也有很多长远规划，但是两代人的想法就已经差别很大，而且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 这样对比就可以理解，共济会的谋划一般也就持续一代人（20-30年）的样子，最长不超过两代人。因此，共济会也是走一步算一步，“黑老鼠白老鼠能偷到米就是好老鼠”，“摸着石头过河”，或者虽然有个模模糊糊的最终理想，但没有具体的实现方略，先干着，哪天实现还说不定呢，也许永远都实现不了。 在这一系列或成功或失败的计划中，“光荣革命”是相当特殊的一个事件，从当时的历史进程来看，欧洲各国加强中央集权是大势所趋，如果国际金融资本不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必将被各国政府围猎绞杀，成为匍匐于政权脚下的金融拐杖。 为了自身的自由，国际金融资本使出浑身解数策划了“光荣革命”，以有心算无心，成为历次谋划中最成功的范例之一（唯一能与这事相提并论的就是苏联解体）。国际金融资本得到不列颠这块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从此以后脱胎换骨，化鱼成龙，直到获得控制世界的权柄！ 也许有人会问，前面的章节中不是说到，早在圣殿骑士团覆灭之后，就建立的苏格兰共济会，英国宗教改革中也有共济会成员的身影，为啥还要强调光荣革命是共济会进入英国的大事件呢？
共济会本来就是极为松散的组织，圣殿骑士团时代过去后，各地共济会除了理想上有共通之处，见面互道一声“兄弟”，早就不是一回事了。类似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都叫共产党，都来源于当年的共产国际，但是在国际共运失败后，除了见面互道一声“同志”，彼此之间基本上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如果英国本土的实体制造业相当于经济之“阳”，荷兰金融资本相当于经济之“阴”，英荷合流就代表着阴阳相交，工业之火借到了金融东风，引发了工业革命，不仅改变英国，而且彻底的改变了全世界面貌。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且看下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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