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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迈入新阶段。新一轮城镇化启动，放开户籍推动落户。十八大以来，高层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今年4月初，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标志着城镇化迈入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旨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19年重点任务》明确提出，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并强调放开放宽落户条件。人口红利引擎熄火，城镇化率仍有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充裕的劳动力基础之上。当前，劳动力供给的一大引擎人口红利已经熄火，但另一大引擎城镇化尚有空间，仍是需求端的重要驱动力。根据国际经验，预计我国城镇化率将在十年后迎来第二个拐点，未来十年城镇化红利仍在。
城镇化的经验与国情。美日经验：人口聚集矛盾显现，都市圈治大城市病。从美国、日本经验看，人口存在向大中城市群集中的普遍规律。但随着人口密度迅速上升，“大城市病”也逐渐显现，发达国家通常选择发展周边城市以缓解大城市病，美国纽约都市圈和日本东京都市圈都是经典案例。拉美教训：工业化慢于城市化，奇迹幻灭分化加剧。而拉美国家则是城市化反面教材。拉美国家普遍在农业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时，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叠加“进口替代”战略下重资本轻劳动、重增长轻分配的发展模式，拉美贫富差距分化持续扩大。中国国情：三元经济结构形成，从城镇化到市民化。而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大城市吸纳能力有限，仅靠发展大城市无法全部吸收农村转移人口，容易重蹈拉美覆辙，因而00年“十五”规划确立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道路。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导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间存在较大缺口，14年《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强调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人口聚集大潮开启。现象：地方政策频出，东莞异军突起。目前，石家庄、南京、西安等多地市已出台放松户籍限制的政策措施。而广东省在吸引外来人口上抢占了先机，比如18年东莞市区小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上海，是低线级城市“逆袭”的典型案例。趋势：一线优势仍在，强二线正崛起。我们通过两个指标来观察人口流动趋势：一是常住人口增长率，反映短期内人口流入；二是人口净流入率（1-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反映吸引的外来人口存量规模。首先在城市群层面，东部沿海城市群在两个指标上均表现居前，其中粤港澳城市群吸引力最强。而长江中游、成渝及中原等中西部城市群，还处于人口净流出的状态。其次在省际层面，广东和浙江两省对流动人口吸引力较强，而受限于户籍制度，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速偏低，吸引力逐渐减弱。此外，东北人口流失情况不容乐观。最后在城市层面，特大城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最强，I型大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已高于超大城市。具体看，深圳在所有城市中表现最为突出，广州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杭州、成都和长沙等强二线城市正在批量崛起。展望：人口争夺竞赛，谁能最后胜出？无论是美国经验还是我国现状都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中长期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而创新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加快推进创新者，有望成为“抢人大战”的赢家。
政策红利值得期待。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未来十年需求端确定性最强、最值得期待的红利之一。首先，“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意味着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其次，“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意味着民生领域各项改革将持续推进；最后，“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意味着不同规模层级城市将协调发展。而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将持续向大城市和都市圈集中，足以支撑中国房地产销售不至于出现崩塌，也足以支撑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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