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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就业压力加大，政策重视度显著上升。伴随着经济压力持续上升，就业压力凸显。2018年7月政治局会提出“六稳”，并将“稳就业”放在首位。在此后的政策表述中这一排序得到延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并明确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保就业。由于就业稳定牵涉到社会稳定，如果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不仅会对消费、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为何政策将稳定就业放在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市场也普遍将稳定的就业作为政策底线看待。即经济增速下滑不能损害到就业稳定。因而就业状况成为判断政策变化，以及经济走势的重要依据。
但是受限于统计发展以及其它因素，目前国内官方就业指标大多难以有效反映就业市场变化，这对分析就业市场变化带来困难。现有的劳动力市场观测指标可分为四类。一类是直接衡量就业量的指标，例如美国的新增非农就业，以及国内的新增城镇就业等，这类指标直接衡量当期新增就业人员的数量；第二类是失业指标，由于就业的反面就是失业，因而失业指标同样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最为常用的是失业率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失业人口指标等；第三类是价格或供需相对指标，这类指标反映供需相对变化形成的价格状况，即工资等，较为常用的是各类劳动力平均工资，以及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如求人倍率等；第四类是景气指标，这类指标主要通过调查，来反映劳动力市场预期和情绪状况。这些指标多少都有些局限或缺陷，难以有效的反映就业市场总体变化。
我们基于对我国二元就业市场的理解，选定两类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就业指标。二元经济下我国就业市场具有独特性。一方面，二元经济下我国存在大量的转移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代表，其就业问题不表现为失业，而表现为返乡，这也是我国就业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最根本之处。但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镇人口占比提升以及年轻人已经不愿意返回农村，越来越多的人即使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这意味着经济下行形成的就业压力开始越来越多的体现为失业人员的增加。我国转型经济下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因而分析我国就业市场运行逻辑，需要同时考虑这两种情况。相应的，观察我国就业市场也需要同时观察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这两类指标。
劳动力转移有较为成熟的指标。年度指标有新增非农就业、农民工增量以及新增城镇就业等。而季度指标则有外出农民工和平均工资等。对失业率来说，则缺乏现有的较为有效的指标。登记失业率较为失真，而调查失业率序列较短，难以判断其有效性。我们借助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口，估算城镇失业率，估算结果与经济增速有较高的负相关性，显示我们估算的失业率指标是较为有效的长时间序列失业率指标。
无论是劳动力转移指标，还是我们估算的失业率指标，都显示近年随着经济下行，就业压力不断攀升。当前就业处于较为严峻的态势下，因而需要稳定经济增长，来缓解就业压力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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