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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4亿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随着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将会继续削弱，如果“机器换人”的效率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出现显著提高，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将持续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内需进一步扩大，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将会推动对更高质量、更高性能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将会成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动力，国内大循环的作用不断增强，加大对国际产业资本的吸引力，推动中国国内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2.新工业革命深入推进加剧未来产业全球竞争
（1）主要国家在高科技和未来产业领域的竞争加剧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通过发布一系列法律、战略和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进一步提出“美国优先”战略，从美国的经济利益出发，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重新谈判地区贸易协定，对贸易伙伴频繁施压和制造贸易摩擦。其中，中国成为美国打压、遏制的主要对象。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从历史上看，苏联和日本都曾挑战过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而且对美国的赶超都止于经济规模略超美国2/3之时。中国GDP相对于美国的比例已从四十年前的约1/15提高到2018年的65.4%，面对世界第一的位置被挑战，美国对华态度与政策发生大角度的改变。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打压遏制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涉及领域越来越广，从早期的光伏扩大到通信设备、智能终端，近年来又扩大到数字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二是遏制手段日益多元，从早期的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限制、反补贴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等扩大到投资并购限制、高科技中间产品出口限制、市场准入限制、高等教育和科技交流的限制等全方位的遏制。三是遏制借口越来越多，从早期的违反WTO等多边规则的倾销和补贴、扩大到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进而又扩大到数据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而且美国还拉拢其盟友特别是“五眼联盟”国家一起对中国从技术、市场等方面进行遏制。 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美国遏制打压的主要领域，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的持续升级，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合度不断加大，从维护现实利益出发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遏制，以维护其在高科技产业的地位和利益；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着产业的发展方向，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如果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实现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突破，那么后发国家将会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发到国家的角度来看，则是其产业地位受到挑战、发展机会减少；反之，今后后发国家将花费更大的代价来进行在高科技领域的追赶。 （2）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对中国“危中有机” 当前世界产业链价值链高度片段化，世界各国产业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赖关系，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一环，超大的国内市场对于跨国公司也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美国推动下的中美之间的“脱钩”不可能完全实现，特别是在市场的“脱钩”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力量的阻碍，但遏制中国技术的进步符合发达国家利益，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与联系将会弱化。 中美之间的“脱钩”趋势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利弊共存。不利的影响在于，从短期看，由于一些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被断供，一些产业链可能发生“断链”。例如，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不仅美国企业被限制未经批准向华为出口，而且采用美国技术超过25%甚至10%的台积电、中芯国际等美国本土以外的公司也被限制为华为旗下的海思麒麟芯片代工，华为手机很可能面临无芯片可用的局面。 从好的方面说，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产业发展所需要原材料、零部件、生产设备、工业软件等中间投入默认可以从全球市场采购获得，由于许多发达国家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技术水平更高、性能更稳定、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虽然价格更高，但是由于对生产的影响巨大，许多下游生产企业更愿意选择进口产品，对国内从无到有取得突破的新产品不愿用、不敢用，这就使国内新产品失去在产业化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的机会，由于生产规模小，在生产成本上也不具竞争力。随着一些高技术产品被“卡脖子”或“卡脖子”的风险加大，逼迫下游用户在国内寻找供应来源，主动与产业链上游伙伴一道解决“卡脖子”产品的国产替代，这就为中国高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完善的市场空间。同时，“脱钩”意味着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多边规则被破坏，至少在被“卡脖子”的产业领域，无需继续遵守WTO补贴与反补贴等相关规则的限制，可以实施更积极的产业政策，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政府在研发、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和市场采购方面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加快国内技术的成熟完善。 从长期来看，中国整体上在基础科学研究、产业技术创新、高端人才吸引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处于追赶阶段的后发国家，来自先发国家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是加快缩小差距的重要推动力。科技“脱钩”会严重影响中国获得国际前沿技术和优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的难度。此外，从极端情况看，如果因为科技“脱钩”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形成两套独立的技术标准体系，会严重影响规模经济的发挥，推高研发、制造的成本，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福利都会造成损失。 3.新“数字鸿沟”造成低收入国家过早“去工业化”
（1）数字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可能形成新“数字鸿沟” 在工业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机器换人还是机器人换人，更多地是以机器替代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困难（difficult）和沉闷（dull）的“4D”工作以及人类所不胜任的工作（如大量计算）。但是近年来“大数据+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取代人类不胜任、不愿从事的蓝领工作外，正在对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白领工作形成替代威胁。对于从低收入水平开始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要素禀赋的一般特点是资本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且成本低廉。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都是依靠纺织业开启它们的工业化历程[8]。即使到今天，纺织业（包括服装业）依然被看作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的棉纺织业起步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让它的纺织品在世界范围具有竞争力，从而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前进的资本积累。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内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出现突破性进展，带来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生命周期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那么，处于工业化起飞前夜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再有效，它们寄希望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复存在，因而有可能被锁定在“前工业化”阶段或者实现工业化的难度大幅度增加。这些低收入国家可能因数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而失去工业化的机会、过早的“去工业化”，新的“数字鸿沟”将会出现。 （2）中国制造业将会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 作为工资水平处于发达国家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及其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对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可能更大。由于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是一次性投入成本，而且能够不停歇的工作，相对于一线工人生产效率、精度更高。如果机器换人的成本不是过高，那么相对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工资水平的过快上涨，在更长时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优势。国内许多企业的实践案例表明，在一些产业的某些工序，以“机器换人”可以带来明显的成本节约。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本身就具有技术工人、工程师的规模与工资优势，而且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行业的应用技术发展水平与美国共处全球第一梯队，因此，“机器换人”虽然也能够缩小发达国家相对于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在工资水平上的劣势，但很难改变与中国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而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还能够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提高制造业的柔性，使制造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其用户特别是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发展趋势，基于产品开发更多的增值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带给中国制造业的主要是积极效应。 4.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加快调整
（1）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本地化和区域化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至今也未完全被控制。由于病毒指数型传播的特征，造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持续时间长、感染人数多，因此对全球经济活动造成的冲击也呈指数型爆发。在疫苗研制成功前，最主要的疫情防控措施是社交隔离，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减少社交接触，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一度还采取“封城”等措施。停工造成爆发疫情国家的制造业产能严重不足，停飞、停航、入境管制、暂停进口、关税上调等措施造成了跨境物流通道的中断，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供应链产生两方面显著影响：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酒精等防护用品、消杀用品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出现医疗、防疫物资供应严重短缺的局面。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等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组装环节的离岸外包，产业门类和产业链不完全，许多医疗物资国内缺乏生产能力，严重依赖进口。面对疫情爆发后全球对口罩需求的暴涨，许多国家难以筹措到疫情防控所需的物资，甚至发生截留其他国家医疗物资的情况。二是由于疫情防控造成的开工不足、运输班次减少甚至停止造成全球许多重要的产业供应链中断，由于缺少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品而使下游产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降4.9%，全球贸易额（商品和服务）下降11.9%，2020年将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全球产业分工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逻辑。在考虑运输、通信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片段化，每个环节被配置到拥有最符合其投入要素禀赋的地区，从而实现最终产品交付成本最小化，进而形成发达国家从事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发展中国家从事加工组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在通常情况下，高度全球分工的价值链偶尔也会遇到因自然灾害、贸易冲突等原因造成的供应链局部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能够保持顺畅运转。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大、持续时间长，对供应链的影响也更加严重和长期，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分布的产业链供应链由于要经过多个国家一系列工厂、诸多运输环节，因此在面对疫情冲击时，由于空间距离长、环节多而形成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许多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开始反思供应链过于集中带来的风险，考虑推动供应链上的企业回归本土和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例如，日本政府在2020年4月宣布提供两千多亿日元补贴，帮助在海外的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和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供应链的效率与安全在各产业间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表明，本地化生产和供给直接决定了应急物资的供应速度，从而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效率。应急物资供应的越快、越充裕，突发事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就能控制得越低，从而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应急物资本地化生产的成本增加相对于效率损失显得微不足道。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推动世界主要国家将关系人民生命安全、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应急物资生产进行本地化和多元化布局。 （2）各国应对重大疫情冲击的供应链布局调整对中国影响有限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众多产业链的主要基地，因此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推动的供应链回归就带有从中国撤离的意思，有些国家直接提出了“中国+1”战略，在中国之外培育新的供应链来源。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将与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推动原来布局于中国的供应链外迁到其他国家，中国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可能因此被削弱。 虽然供应链的多元化、本土化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对策，但其可实施性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第一，疫情作为外部冲击的影响有多大，根本上取决于类似突发事件的频率、持续时间及其造成的损害。但从长期看，如果突发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造成的损害与加强供应链安全的收益有限，那么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土化也将是有限的、甚短期的、局部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回归或转移到一些虽有成本优势但因生产率低、产业配套不完善而综合成本仍旧偏高的国家，会带来整体生产成本的上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表现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卓越能力，凸显了中国产业链的韧性，相比于供应链回归到疫情未能有效控制的国家，继续在中国投资甚至进一步推动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反倒是更优的选择。2020年秋冬季世界许多国家疫情的反弹，而中国取得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生产全面恢复，因而出现大量制造业海外订单向中国转移的现象。 第二，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是短期内很难在其他地区复制的。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制造业供应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在一级供应商之下有更多的二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之下还有三级、四级供应商，有的多达几十级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之间又形成非常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许多国家也不具备构建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土空间、人口规模和产业容量。例如，在苹果公司2019年的200家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有41家，位列第二；在全球807家工厂中，383家在中国大陆，位列第一，而作为目前跨国公司重点转移目的地的越南和印度分别只有18家和8家工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长期的离岸外包使其缺乏高级技术工人和合格的工人，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新冠肺炎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使得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缺乏产业链转移的资金。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在华供应链向外转移，但程度将会非常有限，而且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以及超大且仍持续扩张、水平不断提升的市场空间，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2020年前5个月，外资在华并购总额达到90亿美元，这是十年来外资在华并购数量和金额第一次超过中国企业出海并购。也就是说，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经济的强大韧性，仍将继续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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